法律的适用范围是如何确定的？

法律的适用范围作为法律效力的核心要素，系指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范畴及其生效的空间与时效边界。这一制度设计通过法律文本的明确规定与配套规范的协同作用共同构建，形成具有确定性和可操作性的规范体系。

从法律文本的规范构造来看，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即对适用范围作出基础性界定。这种界定通常包含三个维度：其一，主体维度明确法律规制的对象类型，如《民法典》第二条通过"民事主体"的概括性表述，将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纳入调整范围；其二，空间维度确立法律效力的地域范围，如《刑法》第六条关于属地管辖的规定；其三，时间维度规定法律的生效、失效及溯及力，如《立法法》第九十三条确立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宪法作为根本法，其第六十二条通过授权性规范确立特别行政区的法律适用例外，体现了适用范围界定的层级性特征。

配套规范性文件对法律边界的细化具有补充功能。行政法规作为法律实施细则，常通过具体化标准缩小抽象规范的适用弹性，如《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对"合理工资薪金"的界定。司法解释则侧重于解决法律适用中的争议问题，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通过"区分原则"和"空白溯及"规则，明确了新旧法交替时的裁判依据。这些规范性文件与法律文本形成规范集群，共同构建起完整的适用范围框架。

法律解释机制对适用范围的动态调适具有关键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以及学理界的法教义学分析，共同构成多层次的解释体系。例如，针对《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经营行为"这一兜底条款，司法机关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的方式，逐步明确其适用边界，防止"口袋罪"的滥用。

法律适用范围的确立本质上是法律体系内部协调与外部适应的统一过程，既需要保持规范体系的逻辑自洽，又要回应社会变迁带来的新问题，其制度效能的发挥依赖于文本规范、配套文件与解释机制的有机互动。